贾平凹“破烂王”刘高兴让我在悲凉中《高兴》
白 麟
 

     去年3月份“两会”期间，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贾平凹在京表示，他的下一部长篇小说将关注进城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矛盾困惑；今年“5•23”后没几天，这部描写社会低层“拾荒族”的21万字的长篇新作《高兴》终于杀青——贾平凹与好友孙见喜、爱女贾浅浅在“贾平凹作品生态学主题研讨会”上。
八百里秦川正值三夏大忙之际，贾平凹的第13部长篇新作《高兴》也在滚滚而来的麦香中新鲜出“炉”，如果说《秦腔》是老贾两年前描写大量农民一步步离开土地、从土地上消失的故事，那么两年后的这部力作则是它的续集，接着讲述出走农民在城市里的漂泊生活。6月4日，在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学研究所举办的“贾平凹作品生态学主题研讨会”上，贾平凹向记者首次披露《高兴》的创作历程——
    ●最后把手指都写烂了
    《广韵》云：“耕耘树艺，手足胼胝。”作家长年累月地握笔苦耕，中指小关节处自然老茧深厚，写作中间压出的“大坑”直挨骨肉，疼痛难忍，而停笔后这肉胝又鼓起一个“小丘”，木木地隐痛，成了传统写作者的“标志”。虽然如今大多数作家都改用电脑写作，可贾平凹还坚持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在稿纸上“长征”，所以他的职业特征尤为明显。当他的好友、同乡作家孙见喜拉起他的手指让记者看时，这“大坑”还未鼓成“小丘”，足以证明《高兴》确实杀青未几；再看这茧子竟变成乌青，如皮下淤血久了的颜色，其吃苦精神不由令人肃然起敬！
     贾平凹坦言，写《高兴》的想法比《秦腔》还早，这部长篇熬煎了他3年，写开了便从早到晚地止不住，就把手写伤了，挺艰难的。期间5易其稿，把15万字的初稿改得面目全非，感觉不到位就从头再来。虽说成稿仅20多万字，但算下来都过百万字了，是他多年来修改次数最多、最费劲“折腾”的长篇小说。第5稿从今年“5•1”开始，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任务，是他写作最快的一次。
      ●同学“刘高兴”是原型
     作家对自己“十月怀胎”生出的孩子自然关爱有加，贾平凹也不例外，如同给娃起名儿一样，《高兴》也三改其名，最早叫《城市生活》，后来叫《刘高兴》，现在确定叫《高兴》。为什么这样起名？贾平凹讲出了其中缘由：这本书的主人公是真有其人的，名字就叫刘高兴，是贾平凹老家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同村一个院子长大的好伙伴，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。刘高兴当年当兵复员后回村继续当农民，而贾平凹西北大学毕业后则留在西安作了出版社的文学编辑。“啥都莫干成，就生了一堆娃”的刘高兴迫于生计，年过半百领着儿子进城打工，一时找不下工作，就在西安靠拾破烂、送煤为生。有一次刘高兴终于找到贾平凹，聊起在城里的生活现状。贾当时试图听到儿时朋友的悲苦倾诉，没想到沦为城市“贱民”的同学却一脸乐哉、自若，还是那么幽默，给自己新起名“刘高兴”，给儿子新起名叫“刘热闹”。
     “刘高兴”日子虽过得清苦，精神却很饱满，贾平凹从他身上看到中国农民的苦中作乐、安贫乐道等传统美德，对当下经济富裕却精神贫穷的准城里人颇有意味。这一典型形象让贾平凹深深陷入沉思，并由此开始了这部新作的构思和准备。
     ●在“拾荒村”体验另类人生
     贾平凹对当下城市的盛世景象深有感触。他眼见的都是灯红酒绿、一掷千金的城市消费，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，可一到农村荒僻处就觉特别心酸，那荒衰景象一如鲁迅笔下的《故乡》。他起书名《高兴》的另一层意思，就是要揭开社会表面的繁喧、浮华背后隐藏的不安，直视被大都市花天酒地遮掩起来的这么一群“贱民”的“非人”生活。尽管他们自己并不觉得，甚至像刘高兴一样成天乐着，但作家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悲伤。他一直在为城乡严重的贫富分化而忧虑：“作为一个作家，我没有更大的能力帮助他们，也想不出解决办法，我只能写作，把我看到的、想到的、迷茫的东西写出来。”
     在孙见喜的陪同下，贾平凹深入到西安南郊的“拾荒村”采访，和那些被城里人忽略了的乡党们拉家常，了解这个行当里的斑驳世相，甚至同吃难以下咽的“粗糙食品”……一幕幕触目惊心、不可想象的生存景象让他良心难安！他甚至还和朋友们一起，想方设法替这些“破烂王”说情，从城管那里要回被没收的架子车、帮忙追寻被拐卖到偏远山区的女儿……两年前他是在“惊恐”中完成了《秦腔》，两年后他又在“悲凉”中写出了《高兴》。
     ●关注农民如同“呼吸”
     社会对类似拾荒者这些人群缺少关心、关注、关怀，就像一个人不会去关注自己的“呼吸”一样，等到呼吸困难该关注时，人就有大问题了。贾平凹的《高兴》是在浓重的悲凉下写一个幽默、长乐的农民，但与北京作家刘恒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不同，他自曝在写作中遇到了“二难”：一是身为农民的儿子并一直自视是农民的他，为小说中的“贱民”们抱打不平，以至于创作中常常控制不住情绪，把自己写得激愤起来。而一个成熟的作家要力戒这种心态，以悲悯情怀关注社会、关注每一个人，所以他得不断调整自己的写作心态；二是叙述角度的问题，现在写农村题材的小说大多用夸张变形、诗性或是高蹈式的写法，尤其是写农民工的作品大多概念化、程式化，不太真实。贾平凹一贯坚持自己的文学主张，多次强调作家要述写当下生活，所以他还是要求自己写熟悉的生活，走民族化的路子，做到“不走眼”。
     贾平凹认为，自己已50多岁，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，为谁而写和写什么就变得十分重要。他自问文学目前对自己而言意义在哪里？因而再写长篇就很慎重——全国现在每年都有1200多部长篇小说问世，要么写得过悲、过闹，要么写得虚假，这些铺天盖地的消费性的作品普遍缺乏大的精神、大的技巧，既然在这样纷繁的大环境下很难写出经典性的作品，那么他就忠于生活和良心，怀着平民的忧患意识写出有特点的作品，不奢望存之名山、流芳百年，只求作品能变成一份社会纪录，让后世从中能看到一点历史足矣！
     ●“口述体”颠覆《秦腔》写法
     “因为怕被淘汰”而“来现代化的都市看看”的贾平凹，心中始终坚守着他的乡村情结。他曾对媒体说：“我关注农村的一切变化和存在的问题，从中传达时代的东西。我也许确实是农民，但在精神追求上我有自己的追求，也有自己的境界。”回溯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之路，从1978年《满月儿》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至今，30年间海内外出版的贾氏作品约有160多种版本，长篇小说13部，大多都触及“三农”问题。这次他的《高兴》依然将目光锁定在农民身上，力图写出作品的温暖感、柔软度，写出人在某个特殊环境下活力饱满的深度，正如农村人所说：“烂泥坑里才开莲花！”
     值得一提的是，《高兴》与2005年出版的《秦腔》大不相同——《秦腔》采用“密实的流年式的书写方式”，描述20年来中国农村生活的变化，讲述了一个人在当代社会转型期的生活与遭遇，因之2006年荣获世界华语文学领域的最高奖——“红楼梦奖”首奖，但许多读者却反映《秦腔》好是好，却不好读。许是作家听取了广大读者的意见，这次《高兴》颠覆了《秦腔》的写法，故事性很强，人物也很简单，加之从最初的第三人称最后改用第一人称叙事，所以很好读。如多年追随并研究贾平凹的作家、评论家孙见喜所言，《高兴》是贾平凹创作中的根本性转型，它彻底抛弃了传统的审美方式，采用纯北方语言的“口述体”，不仅让汉语重新焕发出活力，也使作家自己重获新生！
     ●“闰土”正给贾平凹作“传”
     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的经典名作《玩偶之家》，近百年来作为一出社会问题剧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意义深远，鲁迅1923年曾作过“娜拉走后怎样”的演讲。记者斗胆套用鲁迅的标题猜想：贾平凹是否也试图用《高兴》解答“农民出走土地后怎样”这个社会重大问题？
     30多年来，贾平凹一直站在中国文坛的“风口浪尖”特立独行，褒贬纷争，毁誉参半，既是争议性人物，也是文坛“常青树”。有人戏称：“扑不灭的火，舀不干的水，打不死的贾平凹！”想必这部关注“三农”问题的作品，定能再次激活当下的文坛！
      顺便给大家说一个题外的花絮：刘高兴听说贾平凹要拿他写小说，很高兴当一回老同学笔下的主人公“原型”。他自比鲁迅笔下的“闰土”，自言要给贾平凹作传，听说现在已写了3万多字！
      “书也有它的命！”这是贾平凹常说的一句话。这次也一样，对《高兴》的命运，贾平凹还抱听天由命的态度：预计今年10月份第5期《当代》将一期刊完，随后作家出版社再出单行本。最后，贾先生谦虚地希望大家不要嘲笑土里土气的“刘高兴”就好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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